最近在读汉娜·阿伦特的《人的境况》，标题也译作《人的条件》，参照内容，哪个用来翻译 The Human Conditon 这个词组其实都可以。本来打算是边读边写笔记，但现在我改变想法，写读后感算了。或者应该说，是“读中感”？

总的说，真是一本奇书。

全书关注了好几个主题，其中最大的一个话题是“人类应该如何与世界相处”，也即“人世间是何物”的问题。二战后的冷战时期，人造卫星首次上天，人们因为“终于摆脱地球了”所表现的兴奋使作者感到惊讶，她从中看到了现代人（所谓的“现代”，指二战战后；而“近代”则通常是指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对“身为人类”这件事的普遍厌恶，于是，就“身为人类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开始了反思。显然，作者她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有强烈的价值倾向——她更喜欢的是人类身上“有人性/世界性”的那些部分，于是，她现在想要说服别人也像她一样“爱上身为人类的自己”。

《人的境况》主要关注点在“人世间”，也即“人类生活的一切活动所盘踞、享有的那个空间”。

书的标题 the human conditon 这个词组不同于使得人类之所以被认为是人类的那个“人性（humanity）”，它指的是“人世间”这一空间的诸特性（诸条件），例如生与死、思想、社会、政治等等。

作者的思绪从古希腊雅典开始。她注意到，与现代西方不同，古希腊一开始就非常清楚“物世间”和“人世间”的区分，也似乎两者都不太喜欢。人是必朽的，必朽者的造物（床铺、店铺、手艺、城邦、国家、文明）也是必朽的，诸神永生不死，但贪求情欲和拥有生存意义的祂们也不是永恒，就是说，诸神是逻各斯的山寨造物，人类是诸神的山寨造物，“物世间”则是人的山寨造物。在这种柏拉图式的视角下，日常生活与发明创造于是便成为了一种必要之恶，仅仅为了让人们能够参与“政治”而必须存在。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儿，“政治”似乎是“沉思”的对立词，泛指“庸碌而实践性的人类活动”。“沉思”与“活动”对立的传统后来一直延续到圣奥古斯丁那儿，在这种视角下，政治、工作、商贸与享乐都成为了必要之恶，成为了仅仅为了让人群能顺利存活延续而必须容忍的活动。似乎是由于对“人世间”的刻意忽视与无意贬抑，古希腊到中世纪的学者们往往都混淆了人类活动的两个场域——公共领域与私隐领域之间的种种区分，以至没有察觉到二者之间悄然浮现的第三场域——社会领域。

公共领域源于人类的群居性，意味着公开、没有秘密，意味着联系、共有，人们为了生活而向世界敞开自己，舍弃私有。对古希腊人而言，城邦就相当于这么一个地方，人们聚在一起办买卖、讨论新闻、履行政务。当人回到家，把门一关，就回到了私人的世界。在这里，所谓的“私隐”全都是相对于“公共”而言的。现代英语中的私隐（private）一词就源于缺失（privative），私隐领域就意味着缺失与他人、与外界、与世间的联系，例如我爱我妻子的哪个部位，门外的人没办法参与，例如我睡的床有多么舒服，门外的人也没办法评议。所谓“门内”的事务，就是那些无法让世人参与的家务事。如果说公域的基础条件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那私域的基础条件就是私有财产了。

雅典衰落后的希腊化世界中，一个新的领域——社会领域渐渐从私隐领域内浮出。过往人们认为是公域与私域之间交界处发生的种种现象例如商贸与文艺，其实成为了新的领域。在过去，我的妻子是我自己的，但现在我选择妻子的过程中也要考虑守法缴税方面的问题了，在过去，我的床铺是我自己的，但现在如果我想获得能睡的床铺我就要带钱上街去购买了。过去的私有财产变成了现在的个人财富。

人类史基本上是私隐、公共、社会——这三个领域的纠缠史，对应人的三个主要条件：动物性、复数性、个体性，又对应到“人世间”的三种主要活动：劳动、工作、行动。这三种行动是阿伦特的中心论题，后面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她依照“劳动 - 工作 - 行动”顺序开展的阐述。之后等我读完，再接着写这篇读后感了吧。

冷战时期是西方社会对政治、文艺、娱乐普遍感到失望的时代。当时的人们更愿意将信心投向“理中客”的科学与数学，希望社会学与心理学也能彻底“科学化”，令一切人类行为皆可量化、可证伪、可推演。在“向星辰进发”的梦想之下，阿伦特看见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社会对“行动的人”与及“活在地球的人”所普遍表现出的失望与蔑视。噫，和某国的现在似乎有点像呵？估计阿伦特是真的不喜欢看见这种“重理轻人”的思潮继续加剧了吧，于是写了《人的境况》——这是她试图说服他人“做人也有可爱之处”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