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译：数字游戏、心理健康与有问题的“游戏成瘾”概念（上）

编者按

本文来自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数字媒体系主办的“京师游戏研究卓越讲座系列”（BNU Lecture of Excellence for Game Studies），该系列讲座视频由游戏的人档案馆保存，本文文稿由游戏的人档案馆与 indienova 联合校译。本场讲座举办时间为 2020 年，译文将分为（上）（中）（下）三篇。在上篇中，Espen Aarseth 教授首先介绍了游戏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随后主讲人 Rune 分享了自己目前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中篇是 Rune 的主讲内容，即对战利品箱和游戏成瘾的研究；下篇为提问及交流环节。

主讲人：Rune Christian Lundedal Nielsen
与谈人：Espen Aarseth、刘梦霏、何威等
编译：梁家铭

欢迎词及游戏研究介绍

刘梦霏：各位好，欢迎参加北京师范大学“京师游戏研究卓越讲座系列”，今天是系列第一场讲座，主讲人是 Rune Christian Lundedal Nielsen，主题为《失译：数字游戏、心理健康与有问题的“游戏成瘾”概念》（Lost in Translation: Digital Games, Mental Health and Problems with the Concept of Video Game Addiction）。首先，有请 Espen Aarseth 教授为我们致欢迎词。

Espen Aarseth：大家好，我是 Espen Aarseth，就职于哥本哈根 IT 大学，兼任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从事游戏研究。我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启动“京师游戏研究卓越讲座系列”。在今天的主讲人开讲之前，我先就游戏研究领域做些简单介绍，因为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游戏研究是什么、它在过去这些年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上面这张我截的图是《我的世界》版北师大校园，大家能认出来这是北师大的主楼，是这个月早些时候才建起来的，好让无法来京的学生在线游览校园。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游戏？游戏研究是什么？游戏研究从哪里开始？又为什么重要？你可以说，现下比起别的东西，跟游戏有关的东西并不怎么重要，但显然，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每个因疫情等种种原因不能外出的人，都还可以选择通过游戏来享受生活乐趣，而不至于困居一室，郁郁寡欢。在这种情况下，游戏就变得非常重要，它让人安全待在家里，保持健康，还能有事做。直到今天我也依然要说，游戏空前地重要。

游戏的历史非常悠久，但出于种种原因，游戏研究的历史并不长。游戏是一种高度跨学科的现象，游戏研究自然也首先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这一点非常重要。如今，游戏研究关注的不止电子游戏，任何冠有“游戏”之名的东西都是其研究对象。游戏一度并不是电子的，只是 50 年前电子游戏横空出世，往后人们便都觉得游戏等于电子游戏。在游戏研究领域内，很多人都认为电子不电子只是一种人为的划分，我们应该研究各式各样的游戏，无论是电子游戏、非电子游戏，还是普遍意义上的游戏。当然，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包含了多种思想观念的影响，行业的、教学的、政治的等等，游戏研究自然也要面对这些不同的价值偏向。多种因素导致游戏这种现象引人关注，作为游戏研究者，我们自然也必须面对这些现实。

但究竟什么是游戏？这是个难以捉摸的概念。游戏的类型如此多样，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共性？如果游戏实际是多种现象的复合，游戏研究该如何确立统一的研究对象？这是游戏研究目前的一大挑战，也将是永恒的挑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束手无策，正如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游戏缺乏正式的定义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人们已然习惯了在各种方式上使用“游戏”这个概念、这个语词。既然“游戏”这个词在日常使用上没问题，我们研究者又何必给它找问题？

举个我最喜欢的例子，这是一台 GBA，但却构建在《我的世界》里，运行着某个版本的《宝可梦×火焰纹章》，而且能跑起来，你居然真的可以用它玩游戏。游戏这种现象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一门研究主题，游戏研究在 80 年代起步，到现在差不多 40 年了。据我所知，这个领域最早的一篇论文来自美国心理学家 Tom Malone，文章谈到了人类何以有学习能力，游戏为什么有意思，以及游戏为什么能让人学会东西。这是游戏研究领域的第一批经典论文之一，推荐大家都去读一读。文章认为理解游戏的关键在于三个方面——挑战、幻想、好奇，这三点也是游戏备受欢迎的关键。文章还很有趣地区分了所谓的“内在幻想”和“外在幻想”，内在幻想大致相当于游戏规则，外在幻想大致相当于画面演出，也可以理解为游戏机制与游戏呈现。这组区分非常重要，Malone 大约是首创，此后又不断有人提出同样的想法。

游戏研究最早的学术会议，于 37 年前的 1983 年在哈佛召开，有 110 人参加，算是非常热门。当时讨论的很多东西到今天也没有过时，比如游戏并不危险，游戏可以很实用，能教人有用的技能，玩电子游戏不会让人废掉，种种讨论今天仍在继续。可以说，和 37 年前一样，今天的游戏研究仍面临着同样的挑战、难题与批评。UCLA 的心理学家 Patricia Greenfield 曾说，电子游戏终将取代电视，我看的确可能如此，虽然游戏主机要连接到电视上，但如今电视基本只是更大的显示器而已。

第一篇有关游戏的人文学位论文，是 1985 年 Mary Ann Buckles 以《Adventure》为主题的博士论文。不幸的是，老师们并不看好她的游戏研究。所以她最终拿到博士学位后，就彻底退出了学术界，好从无人问津、甚至受人奚落的日子里解脱。这是个让人悲伤的故事，游戏研究真正的先驱，却在拿到博士学位后毅然离开。这给我们所有人一个教训——为先者未必善终。

到本世纪初，游戏研究真正起步，有了学术会议、期刊、教科书、培养项目，还出现了专门的研究中心。2001 年，有几场重要的游戏研究学术会议举办，第一场在哥本哈根——之前哈佛的那场并不是国际性的，只是美国国内的一次学术会议——它是游戏研究领域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举办地就是我现在工作的哥本哈根 IT 大学。同年，在布里斯托和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也召开了国际学术会议。我们还创办了学术期刊《游戏研究》（Game Studies），这是第一本全面研究游戏的同行评议期刊。创办目的有三点：第一是发表优秀的研究成果。第二是为了让游戏研究成为严肃、正式的学术领域——要有一个地方把研究者聚集起来，这样游戏研究才能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人们可以拿出这么一本发表刊物来，证明说“你看，这是个正经的研究领域”。最后是给学者提供好的反馈，当然，做法不是帮他们直接发表文章。实际上，最开始的几年，我们拒了很多投稿，拒稿同样是为了给得不到反馈的学者提供优质反馈，我们希望帮助他们进步。

接下来的 2002 年，一场重要的学术会议在芬兰举办，数字游戏研究协会 DiGRA 就此诞生。DiGRA 是游戏研究者们的国际协会，协会首次会议于 2003 年在荷兰乌得勒支举办，同年，我在哥本哈根 IT 大学成立了研究中心。所以现在，游戏研究有了自己的期刊、学术会议和研究中心，这一切从 17 年前开始，到今天已经发展壮大，有许多地方可以发表游戏研究。一项 5 年前的研究列出了 48 个可以发表游戏研究文章的核心渠道、20 支游戏研究团队以及整整 7 个游戏研究子社群。到现在，游戏研究的相关文章总数应该已经过万。随着这一领域发展深入，已经很难再简单概括它的全貌，48 个才只是核心的渠道、期刊或学术会议，非核心渠道又有多少？如今能发表游戏研究论文的地方总共有多少？估计起码有上百个。

可以说，20 年来，游戏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并且要比 20 年前更加国际化。像中国，2014 年在宁波成立了中国版的数字游戏研究协会，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成组织游戏研究的起点。到现在，中国的游戏研究也有了很大进步，如今的北京汇聚了中国游戏研究的生力军。此外还有马耳他大学的数字游戏研究机构，日本立命馆大学的游戏研究中心，以及中欧、东欧的许多高校联合举办的“中东欧游戏研究”（CEEGS）大会。世界各地这类成规模的游戏研究活动还在不断增加，但即便如此，现在仍有许多像 Mary Ann Buckles 一样的研究者，他们给我写信，诉说自己的研究缺少支持。他们都是富有才华的人，但却相当孤独，没有同行在做他们所做的那种研究，游戏研究的接受度到今天仍是问题，需要整个领域共同致力解决。

说完了游戏，再说说该如何理解游戏研究。我们不妨用这种方式看待游戏研究内部的差异——不是所有人都在研究同一个东西或同一种现象。有些研究者更偏经验主义，将游戏作为一种艺术作品关注；有些则将游戏作为一个系统、一种技术、一套规则，或者说一种设计机制的产物来关注；还有一些研究者关注的不是游戏本身的艺术性或内部系统，而是玩家，玩家玩游戏的时候都会发生什么？玩游戏会有什么后果？这些关注点彼此迥异，相应的研究方法自然也大不相同。此外，我们还可以不免俗套地说，做游戏研究有两大理由——其一致力于改变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好；其二则侧重于描绘世界，关注世界实际发生着什么，我们眼前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把它们画成 2×3 的表格，我们就得到了游戏研究的六种主要方法。第一类研究者希望批判性地研究游戏，将其视为信息和意识形态，关注游戏隐含的意义。第二类研究者更偏向描述性，关注游戏艺术史，关注游戏千百年来如何演进。第三类研究者想要创造更好的游戏，他们尝试探索游戏的设计空间，让游戏更有趣、更细致、效果更好。第四类研究者则像我一样，想要理解游戏的形式与实质——到底什么是游戏？为什么说一切都可以是游戏？存在“游戏”这么一个东西吗？还是说“游戏”只不过是一堆形色各异的事物的统称？我们该如何描述一个，照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无法定义的东西？怎么才能办到？第五类研究者想要做出更具效用的游戏，这便有了严肃游戏、教学游戏、健康游戏，以及“游戏能让世界变得更好吗”等议题。第六类研究者更关心游戏产生的影响，经常玩游戏的人会怎么样？经常玩游戏的孩子会怎么样？玩游戏带来的结果是好是坏？比如对人的身心健康有何影响？

这些方法差异很大，有时甚至很难将上述研究者归为同一阵营。它们可能没什么共同之处，也可能只是资源竞争关系。借助这张表格，我们不仅可以弄清楚自己在游戏研究领域中的定位，还可以了解其他人的定位，以及游戏研究者们能如何跨界合作。在我看来，跨界合作不仅可行，而且势在必行。这期间当然也会遇到挑战，毕竟研究者们的关注对象和研究动机都各不相同。

关于游戏的几大问题，早在 1983 年哈佛的那次会议上就提出来了——游戏可以是良性的吗？游戏有益处吗？游戏让世界更好了吗？游戏是坏东西吗？游戏是否让人疯魔或上瘾？或者，游戏是否让人变得暴力？又或者，游戏是不是应该严加防范的电子海洛因？这些问题 37 年前就已经提出，至今仍等待着我们去回答。我希望本系列讲座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答案，至少是一些不同于常规的答案。我们邀请的专家学者，将针对这几大问题给出一些出乎我们所知的回答。而且就像我说的，游戏研究者不能单打独斗，没有哪个研究方法是唯一的、最好的，游戏研究需要跨学科的合作，因为游戏自诞生以来就是多学科的创造。如果你想跟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开展协作，游戏会是很好的选择，因为针对你的研究对象，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会有大不相同的视角。这可能就像《魔兽世界》或《无尽的任务》之类的 MMO 游戏，不同角色要发挥不同的功能，有奶妈、有坦克、有输出、有刺客等等，游戏研究可能也应该有这样的团队分工，要有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设计师，各种角色协力合作，来解决单打独斗时无法解决的问题和挑战。

接下来向大家介绍我在哥本哈根 IT 大学的好同事 Rune Kristian Lundedal Nielsen。Rune 目前是我们研究中心的副教授，屡获研究奖项。在专业上，他有一套“组合技”——心理学硕士+游戏研究博士，可以说是点亮了两套技能树。他做了许多以游戏与健康为主题的有趣研究，还有一篇以战利品箱机制为主题的论文被澳大利亚政府选用，文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用于判断开箱机制有多大程度的赌博性质。很多人都说开箱就是赌博，但情况并不是这么简单，算不算赌博，需要像 Rune 这样对其运行机制做具体分析。那么下面我把话筒交给 Rune，谢谢，希望大家听得愉快！

主讲内容

Rune：谢谢 Espen，也很感谢能收到这次邀请。如前面 Espen 的介绍，我有心理学和媒体技术与游戏两个硕士学位，博士阶段我通过游戏研究把二者结合了起来。非常荣幸能受邀到北京来做讲座，当然也很遗憾不能线下到场，但能接触到中国的研究同仁，我也非常高兴，因为当下游戏研究这一跨学科领域所缺乏的，恰恰是联系东西方观点来共同解答电子游戏是什么、电子游戏如何影响人，以及该如何理解我们玩游戏时究竟是在做什么。我很少有机会跟东方的同仁交流，所以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研究方向，然后聊聊我做的关于电子游戏成瘾的研究，最后再梳理一下我发现的东西方观点的一些共通之处。我的所有研究成果都在学校的个人主页上开放下载，也欢迎大家通过学校邮箱联系我索取，如果有想一起开展合作研究等事宜，也可以随时联系。

我最近正在关注电子竞技，重点是沟通技巧在电子竞技中的必要性，以及选手们如何理解自己打电竞时是在做什么。我之前跟一位同事一起，调研了哥本哈根大区的三支男子电竞队。这些年轻选手的父母对电竞自然有一定看法，但我们觉得选手自己的看法或许更有意思，想看他们觉得电竞是什么，成为顶尖电竞选手需要什么。很有意思的是，所有受访者都表示，沟通是最重要的技能，这对成为一名好的电竞选手——比如《CS: GO》选手——来说至关重要。第二重要的是“游戏感”，即对游戏的天然理解，对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的精准直觉。第三重要的是灵活性、协调性、快速反应力、视觉灵敏度以及注意力集中度等。

而且，这些选手还非常注重维护他们所谓的“健康的游戏文化”，大致就是指对待自己与他人的方式。对待自己包括保证睡眠充足，吃得健康，锻炼身体——没错，锻炼身体也是电竞训练的一部分，其中有几位甚至说，就是因为想成为厉害的电竞选手，才开始认真锻炼身体的。我们当时去其实还想看看，电竞选手在不可避免地互相喊叫甚至互骂、直呼大名时，是如何处理这些冲突的；结果却是，冲突完全没有出现，这些年轻选手的行为非常得体，彼此很尊重。确确实实像他们所说，他们把沟通、团队合作以及在低谷时相互鼓励这些事放在了第一位。这些选手还提到，电竞让他们很好地成长，不仅学会做好的选手，还学会做人。他们觉得自己的教练，不单单是要培养他们成为电竞选手，还要培育他们的人格，帮助他们成长；并且他们确实感到，电竞队友同时也成为了人生伙伴；有的选手还提到自己和父母、组员或学校同学的沟通更融洽了，等等。我们觉得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论文，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阅读。

另一个我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是游戏政策。在许多亚洲国家，青少年儿童玩游戏的方式和时间有很多政策上的限制，很有趣的是，这类现象在西方国家很少见，西方在游戏政策方面的限制远不及中国、泰国、韩国等国家。我们研究得出的一个主要结果是，至少在西方，游戏成瘾的性质仍有争议——游戏成瘾到底本身就是一种病症，是像尼古丁成瘾一样的物质成瘾，还是别的东西体现出的症状，比方说孤独和抑郁的外在表现。我们这篇综述里提到，许多关于游戏的政策干预可能弊大于利，因为它并没有抓住孩子游戏玩太多的根本原因，而只是强行禁止。显然，如果玩游戏的原因是感到孤独、想要社交，那么强行禁止玩游戏，负面作用反而可能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干预或许就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